2025年6月7日9时至12时，“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研究新路径暨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雪莱在中国（1905-1966）》（英文版）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406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分为上下两场，来自京沪粤美高校的14位专家学者围绕陈思和教授“世界性因素”理论展开深度对话，并热烈讨论了《雪莱在中国（1905-1966）》的学术外译需要注意的问题，共同探讨学术外译与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新路径。
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畅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潘黎勇致欢迎辞。潘黎勇首先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科发展脉络，指出学校唯一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多年来在国内学术界据领先地位，学科的高度代表了上师大中文学科的高度。他从现代美学研究视角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本质上是一个双向互构过程，既体现为世界思潮对中国文学的三重塑造——包括五四至新时期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创造性转化；对自由、革命等人类共同命题的本土回应；以及现代汉语书面化进程中的形式革新，更关乎中国文学如何通过译介传播参与世界文学建构。他强调当前全球化困境下需重新定位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探索“既属中国又属世界”的表述范式，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文学方案。
上半场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宋炳辉教授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宏图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系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姜涛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尚必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静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宏超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熊鹰教授、复旦大学康凌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程茜雯博士等专家学者依次发言。
宋炳辉教授首先回顾了陈思和教授提出“世界性因素”理论的历程，指出其源于对传统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强调实证影响而忽视中国文学内在能动性的反思。通过重复中国现当代作家及观察不同时空文本（比如《哈扎尔辞典》和《马桥词典》）的共鸣现象，捕捉那些无法实证却真实存在的共性文学经验。他呼吁学界理解该理论的动态本质：“世界性因素”是一种持续发生的意义生产过程，贯穿创作、传播与接收全链条。他同时指出，在时间的维度上，未来研究应突破19世纪的框架，将全球文学互动前推至16世纪甚至更早。
王宏图教授聚焦于张静教授著作《雪莱在中国（1905-1966）》，指出其看似遵循法国学派影响研究范式，实则实现了三重突破：其一，突破了“中西二元”传播模型，揭示出雪莱形象在东亚知识网络中的多向流动；其二，展示中国对雪莱浪漫主义精神的本土转化，比如雪莱从“五四启蒙符号”到“抗战政治诗载体”的嬗变；其三，直面中国学术话语权困境。他指出，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可能在具体语言的直接感受力，文化的体悟等方面不一定能够超过本语言的学者。但是中国学术话语也具有独特的阐释力，这要求我们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激活传统基因的涅槃过程，提供“西方所无法提出的阐释”。
罗福林教授则从美国学者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认知滞后的双重原因：学科上，中国现代文学在欧美高校常被边缘化为东亚研究的子领域，长期受“感时忧国”范式禁锢；在概念框架上，“中西二元论”常被固化为西欧或北美中心主义，遮蔽了苏联影响、亚非拉互动等重要维度。他由此提出三重突围路径：苏联文艺思潮和亚非团结运动纳入“世界性因素”谱系，重构世界文学版图；打破学科壁垒，中国文学研究者需兼具区域文化深耕与比较文学理论能力和训练；其三，补充对传播权力的筛选机制和过程的批判考察。目标在于使中国不再是被阐释的对象，而升格为重塑全球人文认知的“方法”，提供具有普遍动力的中国学术阐释。
姜涛教授则指出，陈思和教授提出的“世界性因素”之超前性在于消解了长期桎梏学界的“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将研究视角转向文学观念、形式及组织方式在全球流动中的动态互构。相较于1980年代单向的“走向世界”意识，当下需重构多极化的“世界”认知：它包含苏联东欧、亚非拉等多元力量。这便突显出该路径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更高要求。他认为，年轻学者在语言能力和全球视野上更具优势。同时根本性的学科变革在于：此类研究正在推动国别文学边界的消融，促使我们重审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思潮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对整个人文学科认知版图的重构。
尚必武教授高度评价陈思和教授提出的“文学世界性因素”，指出该理论不仅呼应当下中外文明互鉴战略，更契合学术研究三大要求：应急性（回应现实需求）、前瞻性（预判未来方向）与引领性（突破路径依赖）。其方法论意义正在于使文学从“研究对象”转变为“介入世界”，恢复亚里士多德时代“文学作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技术”的“发明”身份，促使学界重审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通过吸收世界资源介入其时社会。同时，他提出该理论的双重深化路径：在时间维度上，期待陈思和教授新著突破20世纪限制，向前追溯至18世纪，向后延伸至21世纪，揭示出世界性因素的动态发展；而在本体认知上，他则主张将“世界性因素”区分为可考的“事实性影响”与不可考的“想象性建构”，并尤其重视后者。这要求我们突破“影响—接受”的传统范式，在人类精神共同体层面重构世界文学图谱。
作为议题发起者，张静教授以自身研究回应理论关切：《雪莱在中国》通过从1905至1966年的形象流变证明，中国从未被动接受而始终主动重构西方资源——鲁迅整合日本学者观点塑造“摩罗诗人”雪莱，抗战诗人择取政治诗呼应救亡，皆是中国主体性的明证。她特别指出陈思和教授理论的精髓在于突破“影响考证”的枷锁，转而关注人类精神的超时空共鸣，即那些无法确证影响路径却彼此存在相似主题的文学现象。如《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的叙事互文性。
王宏超教授从“世界性因素”理论出发，指出其突破了传统影响研究的局限。他以张静教授著作《雪莱在中国》为例，阐释了双向互构的学术范式：一方面，雪莱形象在中国的三次嬗变展现了中国如何将西方资源本土化；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因素正在显现，证明中国因素已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的重要构件。他进一步指出，当下学界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追求需警惕封闭化倾向，推崇王国维“学无新旧，学无中西”的洞见，强调真正的学术创新正诞生于这种文化碰撞的裂隙中。因此，中国文学研究不应拒绝所谓“自主性”，而应该揭示出这种中西交织、双向塑造的复杂肌理。
熊鹰教授聚焦文学传播中的物质载体与观念互构的过程，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是全球化的产物，并提出三次全球化浪潮：以《新小说》杂志刊载雪莱肖像为标志性事件，其跨国运作昭示了中国新文学从发端起便具有世界性起点。这也提示彼时“文学”概念远未固化，后世形成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不断窄化的结果。第二、三次全球化浪潮则是抗战时期左翼文人为服务特定语境的需要，积极译介雪莱政治诗；以及1980年代文学经典化过程却选择性遗忘这一重要脉络，转而聚焦于现代主义，致使与之相关的诗学传统被忽视。由此暴露出文学史书写为时代权力支配和遮蔽的现实。由此，她提出三重理论反思维度：其一，颠覆“国别文学先于跨国文学”的认知；其二，拒绝歌德式东方主义世界文学观，强调中国在差序格局中的能动位置；其三，反思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以民族国家为构建体系的文学史书写模式，主张以世界文学方法重审主流叙事。
康凌副教授则揭示出王德威近年提出的“worlding”理念与陈思和教授于1990年代提出的“世界性因素”理论的深刻思想共振：二者均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学中能推动“动态世界观塑造”的能动要素，即突破传统实证路径，聚焦文学实践中“不可实证的乌托邦愿景”。以张静教授的研究为例，他提出这一进程包含三个层面：其一，雪莱塑造了中国，即可实证的接受史；其二，中国塑造了雪莱，即雪莱在中国的重新阐释以及对文学观念的重新理解；其三，中国的雪莱重新进入世界，即新的世界观会重新介入当下中国文学进程与现实运作。他尤其强调第三维度，指出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的介入，以及对当代中国解读自身历史、重塑文学观念及未来写作的过程的参与。在此意义上，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本质正是以动态worlding机制，将本土经验转化为人类共同认知。
程茜雯博士从其硕士阶段理论训练切入，反思达姆罗什“平等罗列式”世界文学观的普世主义陷阱，以及布鲁姆“对抗式经典论”的文化逻辑，认为陈思和教授“世界性因素”理论的突破性在于解构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对两种路径的创造性融合，建立一种自主知识框架。
宋炳辉在上半场总结发言中指出，跨文化研究始终面临国族文化和世界视野、普世性和差异性的二元对立困境。这种结构性张力不仅贯穿于比较学科的理论演进过程，更在当下的实践层面持续存在。因此研究者必须既需要回应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诉求，又必须将特异性的经验放置在人类共同体的价值框架中。
下半场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尚必武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郑杰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叶晓瑶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系罗福林（CharlesA.Laughlin）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宋炳辉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姜涛教授与复旦大学康凌副教授依次发言。
尚必武教授聚焦《雪莱在中国（1905-1966）》的学术外译实践，强调该书外译的战略意义，同时从平衡学术性和传播性的角度提出建设性建议。郑杰教授则就本书外译传播的有效性和章节的处理问题向各位专家学者征集意见，从精炼文字和问题意识方面向各位专家学者提出询问。张静教授则向各位专家学者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叶晓瑶博士以及她目前正在申请的本书的日语版中华外译项目。叶晓瑶博士则分享了相关的国际合作反馈，印证了该著作在特定区域及作为观察窗口的双重价值。罗福林教授、宋炳辉教授、姜涛教授、康凌副教授、尚必武教授等则围绕本书的外译工作，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次研讨会历经三个小时的深度对话，回顾和讨论了“世界性因素”从陈思和教授1990年代的原创命题上升为具有操作性的“文明互鉴”的研究方法论，并指出了张静教授著作《雪莱在中国（1905-1966）》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示范性意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仅仅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的视角，更应当为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可共享的阐释途径。
